景德鎮市太平瓷宮帶您了解明清瓷器文字紋2

永樂時期首現異域文字。故宮博物院藏永樂青花阿拉伯紋無檔尊，無檔尊為乾隆皇帝在御制詩中定名，來歷不詳，沿用至今。器身上下書寫兩排類似阿拉伯文，字體不甚標準，拙笨生澀，應為工匠照貓畫虎所為；由于后來的乾隆皇帝好奇喜愛，清乾隆時期亦仿制過同類作品，紋飾明顯拘謹，無檔尊的造型在中國傳統瓷器上找不到形似造型，加之阿拉伯文的應用，應為明初朝廷與西亞交流的產物。

明朝進入宣德，大量出現其他文字裝飾作品，都受宗教影響。除去故宮博物院最為著名的青花大德吉祥場梵文蘭札體罐，還有臺北故宮藏宣德青花藏文僧帽壺，西藏博物館亦有類似一只，所不同的是上半部紋樣有異，臺北故宮的是龍紋，西藏的是佛家八吉祥。臺北故宮另有一件宣德青花藏文高足碗，這類作品都在腹部最醒目的位置，環寫一行藏文，其余地方大面積留白，因而文字顯得極為突出。文字內容為吉祥頌語，意為：晝吉祥，夜吉祥，正午吉祥，晝夜吉祥，三寶吉祥。這類藏文青花器都是佛前供器，由此可體會明初朝廷與西藏貴族之間的密切關系。

在明初搜尋漢字裝飾難上加難，按說這五帝〔洪武、建文、永樂、洪熙、宣德〕執政時間加起來也超過了一個甲子，達67年之久，但就是沒有漢字在瓷器上有內容地公開展現〔款識不算〕。明初的政治高壓由此可見一斑。臺北故宮藏有一件宣德青花白釉“壇”盞，因此盞內書寫了“宣德年制”款識，盞底的“壇”字可視為功能性的文字裝飾。壇盞由于稀少，今人少知。清朱琰在《陶說》中指出：“《博物要覽》盞心有“壇”字，白甌，所謂壇盞是也。質細料厚式美，足稱文房佳器。按漢行宮，紫泥為壇。齊梁郊祀歌紫壇。其后經箓醮事，皆曰壇。此盞當為壇中供器。”朱琰的解釋清晰明了，觀之此器的確“質細料厚式美”，“壇”字盡管寫在盞底，把玩時仍有無盡的樂趣，難怪早在明朝就已為世所珍。

瓷器異域文字裝飾之風一直在明朝延續，故宮博物院藏明天順青花波斯文三足爐即為一例，與此相近還有一件今藏山西博物院，署“天順七年大同馬氏造”。俗語說“十馬九回”，馬姓是回族大姓。這件天順年波斯文爐，內底一行豎寫“天順年”三字，為的是不破壞外壁波斯文的和諧。這段文字并不出自《古蘭經》，而是出自著名波斯詩人薩迪〔Moshlefoddin Mosaleh Sadi 1208～1292年〕的詩集《果園》。薩迪14歲時喪父，家境貧困，曾有三十多年的托缽僧經歷，晚年時蟄居鄉里，潛心著述。這件香爐應為穆斯林使用之器，選擇了薩迪《果園》一節，釋文：“年輕人啊，敬主惜今；明朝易老，青春難擒。潔身自好，尚不虔誠；周濟窮人，方可安心。心無煩憂，能量身聚；馳騁球場，馬球猛擊。為政寬仁，不傷民心；欺壓百姓，自掘老根。智者謙遜，宛如果品；累累枝頭，不伐不矜。”薩迪作品對后世影響巨大，天順年〔1457～1464年〕距薩迪離世剛過一個甲子，在那么早的時間里，薩迪的《果園》就寫在中國景德鎮燒造的青花瓷器上，廣泛傳播，今天想來都算文化傳播中的奇跡。

明朝書寫異域文字到明中葉后逐漸式微。正德一朝出現的大量阿拉伯文的瓷器大都與伊斯蘭教相關，旨在宗教傳播。阿拉伯文與波斯文相近，均為橫寫，自右而左，因此字形有左行的飄逸，所以在瓷器上多用來裝飾。例如上海博物館藏正德礬紅阿拉伯文盤，正背兩面都書寫阿拉伯文，內容譯為：“正如偉大的真主所說，會賜予人們所渴望的美好生活。”這類以傳播伊斯蘭教為己任的明朝官窯瓷器，顯然因宮廷提倡所致。而稍后時期的上海博物館藏萬歷青花梵文碗，雖字形仍保留蘭札體的基本特征，但字體之美蕩然無存，顯然工匠在有心無力地描摹。此時非彼時，這類梵文蘭札體作品已沒了對宗教的虔誠，只是奉命做些濫竽充數之事罷了。